涅尔什·雷热

人物简介

涅尔什·雷热（Nyers Rezső，1923年3月21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匈牙利社会党主席。

人物传记

青年时代

1923年3月21日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老涅尔什（1898——1956）是一名机械工人，1945年起先后任基什佩斯市（1950年并入大布达佩斯，改制为布达佩斯第十九区）市长、布达佩斯第十九区人民议会主席。涅尔什·雷热自幼在布达佩斯读小学和中学。1938——1942年在印刷技术学校学排字，1942年起在奇尔切和达尔绍图书公司印刷厂当排字技术工人。1943——1945年在不同的印刷厂工作。

1938年起，涅尔什·雷热参加人工人运动，1940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41——1942年任全国青年委员会委员，1942年加入印刷工人工会。1944年被强征入伍，为逃避兵役于同年12月转入地下。1945年解放后，曾一度在人民警察局工作，1945——1947年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基什佩斯市委员会副书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进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报社出版部工作。1947——1948年先后任社会民主党佩斯州和佩斯周围地区组织副书记、书记。1945——1948年任社会民主党青年运动全国领导机构成员，同时任基什佩斯议会社会民主党团书记。1947年8月31日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为佩斯州和贝凯什州国民议会候补代表，1948年4月26日作为工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1948年3月任社会民主党佩斯州委员会书记。

党和国务活动家

涅尔什·雷热积极参加匈社会民主党左翼运动，是社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两党合作和合并的倡导者之一。1948年6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匈劳动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劳动人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任匈劳动人民党佩斯州委员会组织书记，1949——1951年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农业政策部工作。1949年5月15日作为匈牙利独立人民阵线候选人当选为佩斯州国民议会代表。1950年参加佩斯州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51——1954年任政府国内贸易部水果和蔬菜司司长。1951——1956年就读于布达佩斯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同时于1954年毕业于科苏特学院。1954年5月30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1954——1956年任合作社全国联合会副主席。1956年7月30日——11月3日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长。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后，参与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和重建党的工作。1956年11月31日参与组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组织部。1956年11月7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委员，11月23日——12月13日负责食品供应工作。1957年1月13日任工农革命政府公共管理委员会主席。1957年2月26日起一直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1957年5月——1960年1月任合作社全国联合会主席。1958年11月16日——1990年3月25日作为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提名的候选人一直当选为巴奇-基什孔州国民议会代表。1960年1月16日——1962年11月27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长。1962年11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成为掌管经济工作的决策人物之一。1966年12月3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党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和党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组长。他是匈牙利196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倡导、组织者之一，被称为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之父"。1973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党内保守派和苏联的批判，1974年3月20日在匈牙利社工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免去党中央书记、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组长等职务，改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5年3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保留中央委员，实际上退居二线。1980年6月——1989年3月任国民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1987——1989年兼任国民议会改革特别委员会主席。

后期活动

1981——1988年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顾问。1982年任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1983——1990年任匈牙利经济学家协商团第一副主席。1986年任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名誉教授。1988年4月22日——12月55日任部长会议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5月22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格罗斯·卡罗伊（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国务部长）、内梅特·米克洛什（总理）构成党的新一代领导核心。1988年11月24日——1989年6月27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国务部长。此外，他还兼任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1989年7月改称经济管理咨询委员会）主席。1989年6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工党主席、四人主席团成员、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局改为政治执行委员会)。主张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实行民主社会主义。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决议，把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时，在匈牙利社会党“一大”上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90年5月在社会党“二大”上改任匈牙利社会党名誉主席。1990年3月——1998年7月当选为匈牙利共和国两届国会议员，1998年退出政坛。2000年任匈牙利银行业协会秘书长，任期5年，2005年连任。

访华

1958年率匈牙利合作社全国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中国，1983年率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

荣誉

劳德诺蒂·米克洛什反种族主义奖（2007年）、匈牙利共和国勋章（2009年）。

主要著作

涅尔什·雷热主要著作有：《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合作社》（1959年）、《技术发展在我国经济政策中的作用》（1964年）、《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1968年）、《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25个问题和解答》（1969年）、《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1969年）、《我国的盈利能力和收入分配问题》（1970年）、《共同的政策问题》（1970年）、《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的我国国民经济》（1973年）、《探索——改革》（1988年）、《对话》（胡萨尔·蒂博尔，2004年）等。

新经济体制之父

改革的总设计师

卡达尔时代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当时提出的设想是，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基本取消下达计划的作法，由国家用经济手段实现计划目标，突出价格制度的改革和利润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匈牙利以后经济改革的雏形。但由于国内外条件不成熟，改革的主张未占上风，方案未被采纳，“新经济体制”思想受到批判。直到1962年苏联别尔曼建议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国内理论界开始对改革展开热烈讨论。1964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认为“对现今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价格、物质利益制度）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审查和按情况进行改革是必要的”。在以涅尔什·雷热为首的党中央国家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党中央经济理论工作组吸收了130名专家学者（后扩为250人）参加，分别对计划、企业管理、农业社、外贸、商业、价格、工资和物质利益、投资、科技、地方议会及职工参与管理等11个专题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经验和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改革方案，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1966年5月匈牙利社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由涅尔什·雷热主持制定的《匈党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匈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议》是对改革作出全面理论概括和实践指导的重要文件，在以后匈社工党执政时期，始终坚持决议中确定的1改革基本原则。

按照这些设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术准备，匈牙利 196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全面的新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把大部分经济决定权下放给企业，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把原来价格一律由国家规定，改为由生产成本、市场评价及国家优惠三要素确定，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有官价限制的协议价格（最高限价和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在利润分配、使用制度上，改革前企业财权有限，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改革后，企业财权扩大，企业收入和利润的一部分通过纳税形式上交，另一部分自用。在工资制度、投资制度、外贸体制和加强企业民主管理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并在之后多次进行调整。同时通过积极向西方开放，发展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获取西方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改革初期，国际经济条件和政治气候有利，西方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低廉；东西方关系缓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苏联首倡“新经济体制”，对东欧各国的管控一度有所松动，一时之间改革之风吹遍东欧（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先后掀起改革运动），匈牙利领导人敏锐地把握住时机，果断决策，改革进展顺利，经济发展均衡，1968~1972年国民收入增长6.5~7%，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改革四巨头

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涅尔什·雷热成了一个在经济问题上颇有见地的领导人，而逐渐提上日程的经济改革的大舞台又使身居要职的经济专家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说，涅尔什政治生涯中的黄金时代是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而开始的。

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涅尔什·雷热一直扮演了极其重要、关键的角色。卡达尔起用了一批富于改革、锐意进取的干部，改革派阵营在党内一度占据优势。涅尔什·雷热是“新经济体制”的总设计师，福克·耶诺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强有力的执行者，阿策尔·捷尔吉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改革大造舆论，费赫尔·拉约什分管国防、安全、政法、监察和农业，为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而涅尔什和福克无疑是改革的灵魂人物。

早在1964年5月全国经济工作者会议上，涅尔什就已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主要是靠更合理、更 经济地使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而不是靠建设新工厂和增加劳动力”。他强调：“必须研究进一步变革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发展的方向是进一步合理地提高企业的独立性，更有效地、更灵活地实现中央的意图”。

1964年12月，匈党提出要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审查。在这之后，由涅尔什领导的中央经济理论工作组开始研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他们组成了 11个小组，分别研究计划工作、企业领导、外贸管 理、价格、投资、劳动报酬等问题，共有130名专家参加这一工作。从此，涅尔什作为规划经济改革的主要负责人在政治生活中出现。

1965年4月，涅尔什就经济改革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问题。他在阐述经济改革的原因时说，粗放发展的潜力正在减弱，要转入集约化发展；国内外市场要求的提高，需要在生产和贸易上有更大的灵活 性；提高经济效率对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他提出，改革要“缩小直接（指令、行政性）调节经济过程的范围，更广泛使用社会主义的商品一货币 关系和贸易方法”。

1965年7月，他发表文章，批判了当时对改革的几种错误认识，提出改革有其原则性的原因和实践的原因。主要的原则性原因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不断要求改变经济结构”。改革的实践原因是，“今天的经济结构已不能保证最有利的条件”，“不能很好地保证个人、企业和整个社会活动的最有利的统 一”；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有可能对经济活动“根据某些科学的需求加以干预”。他批评当时实行的计 划制度“已成为官僚主义的”，“在制定有关经济领导的主要比例时已起不到应有的重要作用”。批评企业中经济核算原则贯彻不坚决；工资制度过分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价格制度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必 要劳动量，不够灵活；企业无偿取得投资，对节约不感兴趣，生产和商业的经济联系不够，等等。

1965年11月匈党中央全会上，涅尔什作了全面审查经济管理制度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谈了改革的必要性，新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改革的指导原则及新体制的实施等问题。他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途经及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应当由中央统一规定”；同时，“应当给企业以比目前更大得多的自主权”。他还提出，要取消给企业规定计划指标的做法，由企业自己制定年度计划和多年计划，自主决定生产计划和固定资产的使用方向。在合作社中加强独立核算和企业式经营，逐步减少并最后取消行政干预，使税收发挥更大作用；逐步转向按月支付工资和利润分红制度。1968年将全面调整生产者价格，消费者价格也将逐步调整，今后的价格分为国家的固定价格，最高价格和指导价格，以及自由价格。大型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专项投资由国 家决定，预算拨款；企业投资由企业决定，从企业资金中拨款，银行提供贷款。以灵活的贸易方法代替现行的行政性分配方法；扩大生产企业直接经营 进出口业务的权限，商业机构也可得到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利，商业企业和商店可进行竞争，零售商可直接从工业部门采购。增强地方议会在财政上的自主性，加强议会在公共事业中的作用和自主性。在企业管理中，同时贯彻经理一长负责制和劳动者集体参与管理的原则，等等。全会同意他的报告，认为“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决定就改革方针进行公开讨论。

1966年5月，匈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及改革的指导原则。涅尔什在会议上 强调，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集中管理同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的主要区别。

1966年底匈党九大时，涅尔什当选为政治局委 员，继续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在此之后，尤其是1968年匈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他一方面 坚决贯彻匈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同时，制定措施解决改革初期出现的混乱情况；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极力维护民族利益，推行多方寻找出路的政策，积极发展与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涅尔什曾公开强调：“各党奉行最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他在表示同意经互会一体化主张的同时，暗示匈牙利希望在超国家的决定范围外保持国家控制权。

阻力和停滞

匈牙利改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改革只涉及经济领域，在结构体制改革方面动作不大，政治体制更是纹丝不动。受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及侵捷事件的影响，并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和出现失业现象，改革初期对财政、信贷、工资、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作了妥协。新旧体制长期并存，改革后体制仍保留许多直接控制特点，执行中仍习惯于行政命令。企业自主权尤其财权不够大，20世纪70年代社会纯收入的国家支配部分仍占70%以上，缺乏有效的利益制度，平均主义倾向限制了企业积极性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由于改革前期出现财政管理、价格和工资收入等方面问题，匈党内围绕新体制的争论激烈，改革后匈牙利摆脱苏联控制趋势加强，双方在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公开化，苏联对匈推行新经济体制，尤其是对匈牙科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势非常不满，苏联领导人公然施加压力，要匈改变方向。

1969年，苏共代表团去匈牙利考察经济，对匈提出了批评，并以苏联将“重新考虑”对匈提供原料问题相威胁。1972年2月，卡达尔访苏要求贷款时，勃列日涅夫趁机指责匈的困难是新经济体制引起的，说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来个“方向性 的转变”。同年3月，匈总理福克去苏联谈原料供应 问题，勃列日涅夫又对匈横加指责，批评匈牙利“自行其是”并说匈牙利只靠几个管经济的人搞经济是“危险的”。

在匈苏矛盾日趋暴露的情况下，涅尔什曾于1972年4月在电视台举办的论坛上，公开承认匈苏在经济上有争论，说在提供原料的数量方面“只是进行了预先的商谈，没达成协议”；甚至提出：“不要指望在数量、质量以及价格上避免争论”。

卡达尔畏惧于苏联的威慑，害怕1956年事件和侵捷事件在匈牙利再次重演，更以纳吉和杜布切克的悲剧为鉴，不得不作出妥协。

1972年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而采取的调整措施加强了经济管理的集中性，行政干预扩大，削弱了对改革原则的贯彻。1973~1974年的世界能源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暴涨，外部经济条件恶化，匈经济体制应对乏力。苏联在侵捷后又重新加紧了对华约-经互会国家的控制，同时，勃列日涅夫在对待“新经济体制”的态度上发生转变，转而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柯西金受到压制。这都给匈牙利的经济和新体制发展造成困难。而得到苏联支持的改革反对派在1972~1973年与改革派的论战中占了上风，他们利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改革遭遇瓶颈大造舆论，公开表示“过高评价”经济改革的“成就”，“低估别人成就”将会“危害”匈牙利今后的迅速发展。据英《泰晤士报》报道，当时他们还曾要求“召开一次党的非常代表会议”，“把一些居领导岗位的官员撤职”。在这场争论中，涅尔什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坚决捍卫了改革原则。1973年他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阐述了改革的成效及问题，强调改革原则“在当前也是正确的”，“不应当改变”；“我们 在政治上没有作出另一种决议，没有批判我们自己 以前作出的决定”。同时，他提出党、政和社会团体间“应彼此承担工作的责任。这样，我们就不会互相指责了”。1973年，反对派假借“布拉格之春”上纲上线，掀起反右倾运动，改革派在党内失势。1974年，中央经济书记涅尔什、中央思想书记阿策尔被解职，副总理费赫尔退休，1975年，总理福克辞职。改革在1973~1978年进入长达6年的停滞期。之后的十多年，涅尔什·雷热一直从事学术和理论研究工作。

蛰伏和坚持

1974年3月匈党中央全会上，涅尔什终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职务，与此同时，若干新经济体制派的重要人物被撤了职。但全会决议仍表示要“加强和继续完善对经济生活 管理行之有效的制度”。

三月全会后，尚保持政治局委员头衔的涅尔什继续公开发表与苏联不同的观点。他在1974年第9 期《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中提出，经互会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是“把独立的民族经济联合起来，而不是为建立拥有超国家权力的机构”；强调“应该懂得， ‘一切协调’的愿望只能导致‘一切不协调’的实 际结果”；“不能在‘国际主义万岁’的口号基础上损害或忽视民族观点”。指出“应该消除在某些情况下已僵化成教条的错误信念，即缺少可兑换货币就是社会主义国际合作的特点”。认为“当代的主要任务 之一”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建 立合作的常规”。主张在经互会和共同市场国家关系上。“某些‘综合性’问题可以在一体化机构一级磋商一致，许多具体的关系问题要留给国家之间根据其特殊的要求来解决”。说“一体化不可能解决许多世界贸易的复杂问题”。

1975年3月匈党十一大时，涅尔什未进入政治局，只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及其他一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去职主要还是政治性姿态：并不表明他们主张的改革失败或匈牙利要改变经济政策。十一大继续肯定新经济体制“行之有效”，是今后的“总方针”。西方也认为，这些人的被撤职“在一定程度上是卡达尔为了减少苏东集团的戒心而决定的政治战略”。

涅尔什在政治上失势后，仍有一定影响。他不时发表文章，表明其改革派立场。1977~1978年，在改革派与亲苏派的争论又激烈起来后，他发表了一篇文 章，表示除原则上一致外，出现重大差别也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特点”，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即使是苏联的一样板也不能抄袭”；并就两派争执的经济合作方向问题发表意见，主张“应当继续奉行面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两方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1978年以后，匈牙利党内主张经济改革的一派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因此，涅尔什的公开活动又多了起 来，发表的文章也较前增加。

激进的变革

内讧

20世纪80年代末，涅尔什·雷热支持激进的变革和废黜卡达尔·亚诺什，并在1988年的“后卡达尔时代”重新回到匈牙利政治舞台的第一线，1989年6月取代行将离世的卡达尔担任社工党主席。在这一时期，他与波日高伊·伊姆雷、内梅特·米克洛什、霍恩·久洛作为匈党内“激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政治体制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加剧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队伍涣散，加速了党内分裂。

改旗易帜

1989年10月6~1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涅尔什·雷热致开幕词，为这次党代会定了基调，他说：“应当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因为实际上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错误的道路，它采用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因此1956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起义是正确的，它开辟了建立匈牙利社工党及其现实政策的道路。”他谈到导致党陷入危机的一些重大错误，说1972~1974年改革停滞，1983~1986年没有进行新的深刻改革的情况下党主张加快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政治失误。这两个错误也是造成匈牙利大量欠款的直接原因。因此人民追究匈牙利社工党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为自己开脱，应当接受批评。但是党从这当中吸取了教训，努力消除执政党不受监督的情况和一党制。从这当中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社工党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

最后，涅尔什抛出了为当时动荡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轰动的建议，即应放弃实现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解散原来的党，另行建立新党。党代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激进改革派的主张获胜，大会通过了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的决议。

“断送江山”还是“重开新局”

有人认为，一个拥有72万党员和70年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共产主义执政大党分崩离析，最后分裂为两个分别仅有4~5万人的小党，国际舆论为之哗然，而它的最后一任党主席涅尔什必须要负责。在1990年春季大选中，匈牙利民主论坛成为第一大党，利用了自1985年后匈牙利经济改革难以进一步深化，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从而激发的民怨，将矛头指向执政党，趁机取得组阁执政地位，随即推翻了对涅尔什、波日高伊、内梅特等人的承诺，包括推举波日高伊为总统、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等。社会党虽然进入国会，但却被逐出内阁，在执政40年后沦为在野党。涅尔什、波日高伊等人自毁长城，导致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

但又有人评价，涅尔什起步于当年卡达尔主政时期，后者起用了一批富于改革、锐意进取的干部，前者就是其中之一，匈牙利经济改革比较成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消费者的天堂”，自然少不了“新经济体制”之父涅尔什的功劳。然而好景不长，匈牙利在逐渐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内在始终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后期改革与现行体制间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大，外在再加上苏联对匈牙利改革的各种限制与压制，以及党内各种政治派系的斗争与改革派失势，经济发展最终趋于停滞。自1985年后，在匈牙利国内各种危机的酝酿下，卡达尔未能响应呼声越来越高的变革，最终导致他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涅尔什作为改革的践行者，深知改革无法继续深化、无法扩大已有成绩反而趋于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本身的体制限制。于是，他选择了比较激进的政治改革方式，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分裂并沦为在野党的，于是有人也因此而指责他。但是客观地讲，从匈牙利变革20多年来，国家经济开始了真正地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而且政府变得更加廉洁透明，行政效率也大有提升，而与国家利益相比，付出这样的代价也可以说是值得的。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利益的增加也不得不承认要归功于涅尔什的抉择。因此，与其说他是“断送江山”，不如看成“重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