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光寺（中国天津市现已不存在的一座佛教寺庙）

简介

海光寺始建于1706年；于清朝咸丰年间（1858年）作为《天津条约》签约地，中国清政府在此先后和日本、美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1719年，康熙巡视西淀为其赐名；1867年，李鸿章接管军火机器总局，改名为“天津机器局”，并进行五次扩充；1900年，在天津保卫战中，海光寺庙宇尽毁并成为日军驻扎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继续在海光寺驻营扎兵；解放战争胜利后，改建为血液研究所和二七二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液研究所和272医院驻地。

天津海光寺机器西局是中国北方最早出现具有近代规模的机械工厂，其行宫立样，两张珍贵的图纸为研究清末兵工厂提供了重要意义。海光寺机器西局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和曲折，从清朝初年的建寺、皇帝赐名，到签订不平等条约，再到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历史的烙印。海光寺成为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挑战和变化。

名称由来

海光寺原名普陀寺，其旧址现于南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汇处东北侧，即南京路以北、多伦道以南、万全道以西、南门外大街以东的范围。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天津总兵兰里，申请建寺并延请名僧成衡来主持。寺成，其内宽敞壮观，院内遍栽葡萄，故俗称“葡萄寺”。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康熙帝巡视天津，并亲自为普陀寺赐题匾额“海光寺”。此后，普陀寺更名海光寺，“天下皆知有海光寺焉”。寺外植柳万株、辟田百顷，与城南河塘相连，有“小江南”之称。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盘踞在三岔河口一带。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协商，各方选定于海光寺会见。英、法、俄、美于寺内逼迫使臣签订拟好的56款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海光寺由此别名签约寺。

历史沿革

初建时期

海光寺原名普陀寺，始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天津总兵兰理距天津城南门三里处的官道东侧修建而成，并延请名僧成衡为此寺方丈。后因兰理调任福建，该工程停止。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余备员运使闲过其地，悯其（寺）日颓月废，始为之建山门，完大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为寺中“筑墙垣，谋廊庞”。康熙五十八年，“为之开河取土，以崇寺基”。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巡视西淀召见成衡。“恩责甚握”、“并书海光寺额给之”，之后普陀寺改名为海光寺。得到御赐匾额的海光寺，名声大著，从此庙宇“金碧辉煌”、“规模柜丽”、“凡丛林所应建者无不备”。慕名而来的直隶以及各省香客络绎不绝，远近官商纷纷前来捐款捐物。有了财力的海光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另在环寺半里处修建了两道明渠，即海光寺的内河与外河。两渠北通城濠，东南连贺家口，南面专设水闸：旱可引水，涝则泄放。

鸦片战争时期

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英、法等列强军舰驶入大沽口，以武力威胁同伪装调和要求清政府面谈，清廷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求和。经几次会谈后，清廷使臣于天津海光寺同各列强依次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加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

机器局时期

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事务大臣恭亲王奕䜣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向清廷建议：在天津设机器局。目的是为制造军火，仿制国外机器。可“足补南局所未备”，“拱卫京畿”。因此在1867年（同治六年）由满洲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在天津筹办生产枪炮弹药的机器局。

同治六年（1867年），崇厚派满洲人、顺天府尹德椿为天津军火机器总局总办，于海光寺〈今南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叉口处的东北面〉设厂，聘用英国人司图诺为总工程师。厂内以机器制造洋枪炮架等物，兼制小火轮船，由此被称为西局的枪炮厂。

同治九年（1870年），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管军火机器总局，改名为“天津机器局”，对机器局进行了五次较大扩充。

第一次扩充同治十二年（1873年），新购入四架西洋药碾以及各式机器十余台，建成第二座碾药厂和机器房，又动工修建第三、四碾药厂。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第三、四碾药厂先后开碾。

第二次扩充光绪元年（1875年），修建制造饼药的新厂。同时将原机器房分出一半为洋枪厂，原铜帽房分出一半为枪子厂，又另设硫酸厂、扎铜厂和配造拉火厂。至此，天津机器局初显规模。

第三次扩充光绪二年（1876年），添设电气水雷局，“制成各种水雷，历赴海口演练，应手生效”。1879年（光绪五年）添设提磺厂、压药房，光绪七年（1881年）添设淋硝厂，光绪八年（1882年）增建硫酸厂、铅房六间。

第四次扩充光绪十三年（1887年），聘请外国技师约士设计、总工程师司徒诺安装，在东局设置制造栗色火药工厂。

第五次扩充光绪十七年（1891年），购成套炼钢设备及其他机械，于东局设炼钢厂。次年，开工兴建，第二年投入生产。

日本占领时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血腥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天津保卫战中，海光寺庙宇尽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美、日等八个国家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辛丑条约》，此条约赔款之巨、丧失主权之多，使中国完全丧失国家主权。其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据此驻兵权，窥伺中国的军国主义日本在《辛丑条约》签订前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其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被称为“天津驻屯军”。《辛丑条约》将海光寺划入日本租界，此后日本被占领长达四十余年。至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国民党继续在海光寺驻营扎兵。

近期

1949年，抗战胜利后，海光寺一开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医学校及第259野战医院，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和第106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液研究所和272医院驻地。

布局

海光寺始建于1706年，至1860年左右海光寺已形成规模，其行宫部分中轴线上的山门、大殿、御碑亭、御书楼与后楼皆备。

天津机器局分为东、西两局，城东十八里贾家沽一代，为火药东局，城南关外海光寺生产现代枪炮为西局。1867年，样式雷家族（雷思起和雷廷昌）参与西局海光寺机器局的设计，据现存行宫及及机器局立样可得出，海光寺机器局及行宫可划分为中路海光寺行宫区、行宫东侧和北侧办公房以及（东西北三侧）工厂区三部分。整个建筑组群以海光寺行宫为中心。行宫由南侧山门进入，另工厂区面积较大，西侧设总大门和南门，南侧中部设二门，东侧木工厂有独立出入口。行宫东西侧与工厂紧贴，北侧留有院落，可通过便门进入工厂区。

行宫区：样式雷图中将原海光寺寺庙从大殿之后划分为行宫区，前后区之间设便门。加建便门与便门旁的廊、旗杆东侧一处钟楼和马號、大殿南一勾连搭五开间卷棚抱厦、配殿前的钟楼、鼓楼等。钟鼓楼沿中轴对称，为重檐歇山顶，山门前的钟楼为八角攒尖顶，后来德国克虏伯兵工厂铸造的大钟便放置于此内，称为“海光寺大钟”。

工厂区：海光寺机器西局工厂区部分由八个分厂组成：行宫西侧有依次有西机器厂、轧铜厂和前厂；行宫北侧为后机器厂；后机器厂西侧有熟铁厂与翻砂厂，后机器厂东侧有锅炉厂；行宫东侧为木工厂。形制整齐，各分厂之间多用院落分割。

主要特色

“兰田”

早在元、明时期，天津附近地区已试种水田，明末徐光启积极主张在天津发展水田，并亲自进行科学实验。但由于适时政治腐败，科学实验受到阻挠。清代在天津地区推行水田的第一个人是康熙年间天津总兵兰理。

兰理字义甫，福建漳浦人。于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上书，奏请于天津等处开垦水田。并且主张凡开垦出来的水田，“其田给与开垦之人为业”。这个建议仅隔了一个月，即得到康熙的批准。此后，兰理就在天津城南一带“河渠圩岸周数十里”处，“垦田二百余顷”（一作一百五十顷）。他“招浙闻农人数十家，分课耕种，每田一顷，用水车四部，秋收亩三、四石不等”。兰理利用亲自领兵疏渠、开荒田，获得了初步的成绩。康熙闻此遂把这部分土地赐给兰理，并“赐名兰田为世业”。此后，天津城外这一大片土地就叫做“兰田”，一直沿袭到清末。

重要匾额

康熙时期

寺门匾额：“海光寺”

正殿匾额：“随处潮音”

正殿联：“水月应从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龛”

乾隆时期

正殿匾额：“普门慧静”

正殿联：“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

海光寺大钟

1878年，由德国克虏伯公司铸造的重约13000斤大钟，于1881年5月作为中德两国友好象征送至天津，李鸿章将大钟安置于海光寺，被称为“海光寺大钟”。寺内为其建造中国式的钟台，七名技师于大钟表面篆刻一整部《金刚经》。

1900年庚子事变，日军在英军协助下攻占海光寺，日军将海光寺大钟作为谢礼赠给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海光寺大钟在英租界工商局作消防钟用，因其不常使用，先转至英租界工部局花园（今解放北园），后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陈君提出，应将该钟移至重建的望海寺，又转至八里台望海寺。中英双方为此特制铜牌两方，两边分刻英文、中文，叙述大钟的历史。铭文记载：“1900年拳乱之际，日军占领海光寺，嗣以大钟馈赠英国工部局，以作消防之用。今蒙英工部局之好意，复归新建之望海寺，该寺于民国十年在天津城南郊八里台之新址重建。借此机会，现于寺内立一铜牌，为天津与英国的真挚情谊，永志纪念。”

1929年春，望海寺由于香火不旺、日渐颓废由天津县政府收回，指令由县财政局保管。县财政局派八里台村庄头孙德麟代管，为此，望海寺仅有两间房屋作为村公所办公，其余庙宇无人看管。南开大学迁入此地后创立小学，由于校舍拥挤，1929年12月，八里台小学董事会提出利用废弃的望海寺扩建校舍。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担心海光寺大钟被损坏，呈请将大钟拨给学校，以作学校“上下班齐集之号召”，并“留备他年考古之助”。1930年1月9日，天津市长崔廷献令原海光寺大钟移交南开大学使用。

1930年5月12日《大公报·海光寺大钟移置南开大学》记载：“客冬因兴学废庙关系，该村公请市政府交南开大学保存此钟，当经市政府批准命县政府照办。昨闻县财政局已正式移交南开大学，不日即将盖钟亭云。”此后南开大学将海光寺大钟安置在思源堂西侧，两面由红漆八字形梁柱做支架，悬于高约两米的台基之上，并规定非重大仪式不得鸣击。

1937年3月15日《申报周刊》刊登一幅校钟照片，上注“天津海光寺大钟津日人有将其运日之讯幸经南开大学交涉方罢”。随后7月28日，驻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校内建筑大多被毁，海光寺大钟不知去向。（关于海光寺大钟下落说法颇多，有被日军掠至日本之说，有毁于轰炸之说，以及有被熔铸做枪械之说，均无确凿文献可考。）

价值与影响

建筑价值

海光寺行宫以及海光寺机器西局地盘样和立样是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家族仅存图档中唯一一座近代工业建筑，同时也是样式雷家族设计的较早西洋风格建筑之一，对于研究样式雷家族建筑特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海光寺机器西局地盘样和立样，两张图纸展示了清末兵工厂的功能组成、格局、建筑特征及结构特征，对于研究天津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历史价值

海光寺机器西局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和曲折，从清朝初年的建寺、皇帝赐名，到签订不平等条约，再到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历史的烙印。这些事件使得海光寺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反映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挑战和变化。海光寺承载着佛教文化、历史建筑和近代工业历史的元素。尽管寺庙早已不存，但寺名和曾经的建筑遗址仍然保留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遗迹和故事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历史、研究文化、反思国家兴衰的重要素材。

影响

天津海光寺机器西局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出现具有近代规模的机械工厂，其地盘样与行宫立样图纸为研究清末兵工厂提供了重要研究意义。同时海光寺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抵抗精神。从签订不平等条约、八国联军侵略，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海光寺所处的环境成为了中国人民在困境中坚持抗争、维护尊严的象征。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抵抗侵略的象征角色。

注释

南局，指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南京金陵制造局。当时，这两局制造枪炮轮船，但不能生产火药。